为此，有学者指出，地方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⑨See Curtis A.Bradley,A New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Law,70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1089(1999).此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包括Louis Henkin,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the Foundation Press,1972,p.188等。(45)有学者通过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台的各项政策文件，将涉外法治工作的事项归纳为十个方面：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领域立法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有效的法律斗争加强国际法研究。

为此，需要聚焦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接榫领域，提炼国际法与国内法互动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规则制定、解释、适用方面寻求国际法和国内法有效衔接与配合的解决方案。对外关系法不是国际法+国内法。(29)Hersch Lauterpacht,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of International Law,Longmans,Green Co.Ltd.,1927,p.5. (30)参见蔡从燕：《公私关系的认识论重建与国际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因此，有必要在对外关系法的视野下，从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角度，加强对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及对外事务规制权的具体分配的研究。反观我国当下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研究现状，与上述要求之间尚存在明显差距。

软法以其程序的简便性和义务的灵活性弥补了硬法即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在规则创制和执行方面的困难。⑦参见徐崇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的构建：对国际法虚位以待?》，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那种一言堂神秘主义的改革进路极易导致政策垄断、话语霸权与目标替代，因而只会增加失误的几率，延长探索的时间。

[26]举例而言，2019年《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虽然规定其他公务员调整基本工资标准时相应调整法官基本工资标准，但是这只能被视作法院系统寻求体制支持的尝试。若是这样，则改革就可能彻底陷入内卷之中。参见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试点应该聚焦宏观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改革。

[42]观察我国司法改革的地方试点主义还应该将其放置到政治锦标赛的生态中。[25]进入复兴期，《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法官助理意见》）于2015年获得通过，发展期中浅尝辄止的法官助理单独序列改革得以复现。

[17]为了作出区分，改革前的书记员被称作录用制书记员，可以晋升为法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只有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设计改革方案，善于运用司法规律破解改革难题，才能确保改革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1～132页。首先，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制度支撑尤其是顶层制度支撑明显增强。

政策垄断、目标替代与选择性执行可能诱发改革收益的不均衡，进而导致改革成效的不均衡与不可持续性。然而，通过竞争化选任程序选出（员额制）法官只是浅层的改革指标，[29]就实质而言，则在于选出合适的法官（职业化）、还权于一线法官（去行政化）。由于缺乏国家在人事、薪酬、编制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因此单独序列管理的书记员待遇低下、专有晋升通道并未被打通。结合两份文件，复兴期法官助理单独序列改革的框架逐步明朗：明确规定法官助理实行单独序列管理。

让改革制度的接受者接受收益份额不均衡的结果而服从于更宏大的改革价值与目标。[22]然而，此项工作的推进并不顺利。

[5]（4）尽管小农家庭的作物产量和年收入有所增加，经济的生产效率却陷入停滞，生产方式也始终无法升级转型，陷入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化增长。在角色约束的驱动下，从国家体制改革到国家司法改革再到地方司法改革，司法改革除了承载完善司法的功能外还被赋予体制改革替身的定位，即希望在转型期通过司法改革为国家体制改革缓解压力、创造条件。

[43]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小范围启动确认员额配比的准备工作。[7]这种观点与黄宗智内卷化增长/无实质发展的增长可谓异曲同工。[11]参见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0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45]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在司法改革过程中诸如两庭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等容易获得落实王泽鉴教授早年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深造。

例如，有学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研究者社群划分为三代，其中第一代是指那些战后原受日本法学教育或从事司法实务的台籍人士加上大陆来台法学人士，其代表人物为梅仲协、王伯琦、史尚宽、林纪东、戴炎辉、韩忠谟、蔡章麟、姚瑞光等。第三代民法学者的为学特点则是从民法走出来，进一步从比较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等等多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谈民法，从解释学跳到政策学，谈民法应该怎样、应该如何修法，解释学不再是唯一的方法论。

王泽鉴教授现身说法介绍说，在1964年至1965年时，有10位或11位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生（具体包括王泽鉴、施启扬、戴东雄等人），同时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继续深造。[10] 参见徐伟群:《台湾刑法学的思索:四十年来台湾刑法学发展的回顾》，载《台大法学论丛》2011年特刊。

[73]而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关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如何设定以及具体包括对哪些能力的培养，除了许多学者实际沿袭德国法学界的看法强调应当以培养学生具备法官能力为中心任务，[74]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些学者阐述过不乏启发性的少数派意见，例如强世功教授呼吁我们法学院的法律教育要把培养法律人政治家（lawyer-stateman）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75]何美欢教授主张精英法学院的专业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精英律师为宗旨，[76]刘诚教授认为法学教育要立足于规则制定和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培养拥有参与多元化治理所需的能力的立法-决策型人才。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9页。

尤陈俊:《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载《南开法律评论》（第10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既包括应用法学之强势地位的不断稳固，也包括基础法学的边缘地位长期被结构性锁定。[39]上述硬核课程结构之形成及其稳固地位的长期维系，则与我国台湾地区大学法律系所的培养目标总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71] 同前注（37），颜厥安书，第353页。

或许有法教义学的忠实拥护者会质疑说，上述所讨论的基础法学或跨学科法学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中的边缘化处境，乃是当地法学教育市场上自然选择的结果。[79] 同前注（53），卜元石书，第45页。

倘若再往前追溯一二十年，那么可以发现，上述这两所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重镇当中，有德国法学教育背景者占其全体师资人数的比重同样很大，甚至比当下的比例还要更高。[70]黄源盛教授进行上述统计考察的2003年距今已近廿年，但上述情况并无明显改观，甚至更加堪忧。

就其对我国台湾地区法学教育格局的深远影响而言，这突出体现为，在当地几所最具代表性大学的法学系所师资队伍当中，有德国法学教育背景者所占的总人数比例长期明显居高。[6]苏永钦教授对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民法学者之学术研究风格的上述描述，既大致对应于前文中他所介绍的第一代的法教义学/第三手的继受法学、第二代的法教义学/第二手的继受法学、第三代的法教义学/第一手的继受法学之区分，也与他在更早之前所区分的法学为适用法律的技术法学为自主的规范科学法学为法律的社会科学这三个他心目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发展趋势之不同阶段划分遥相呼应。

[79]还有德国学者基于比较法的开阔视野反思说，社会意义是法学教育的驱动力，而法教义学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必须采用的方法。[27] 三、以法教义学为尊的德国法学继受带来的连锁影响 为数众多接受过德国法学系统训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自上世纪后期以来先后进入我国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一些法学院执掌教鞭，其中的一些人士更是同时在法学院的行政管理方面占据要津，自然会将其所熟悉的那套德国式法学研习方法贯彻到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从而形成了规模效应，形塑并不断夯实着我国台湾地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法教义学所代表的应用研究被认为是德国法学的品牌，而基础研究则被视为只是强势的法教义学的辅助学科，甚至在名称上被直接称作法辅助科学。[11] 同前注，苏永钦书，第419页。

在《政大法学评论》自2003年1月至2021年6月出版的总共93期（第73期至165期）的485篇学术论文当中，由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写的法史学主题论文也仅有21篇，占比4.3%。黄源盛教授的调研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2年间，我国台湾地区各校法律系大学部中的法史学课程之开课比例，表面上看似变化不大（该比例在2000年为38.1%，在2001年为34.78%，在2002年为32%），但实际上则只是一些传统学校在勉强维持。

[58] 参见邵建东:《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律师职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3页。[38] 同前注（33），庄世同文。

如果将考察视野放宽到整个基础法学类论文，那么其统计结果则显示，基础法学类的论文在各校法学期刊中所占比例也属偏低，除了少数学校高于10%以外（政大11.42%。但还有其他完全不同的方法，通过完全不同的法律工具能够在德国和美国实现同样的结果。